在全民阅读活动周中，有一个问题被频繁提起：AI时代，一键获取答案成为日常后，我们是否还需要阅读？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它类似于“既然有了导航，我们是否还需要认路？”或者“会按计算器，是否还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问题之所以伪，是因为它预设了错误的前提。导航不会让人迷路，失去认路能力才会；计算器不会让人变笨，失去数感才会。AI也不会让人类不再需要阅读。只有当我们理所当然地把阅读等同于获取答案时，危机才会降临。
真正该问的不是“AI时代还需不需要阅读”，而是如果一代人不再阅读，当他们面对AI时，凭什么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断答案的好坏？
图源：视觉中国
让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日常中各家媒体并不去追问“既然有了导航，我们是否还需要认路？”或者“会按计算器，是否还需要背九九乘法表？”，却要替阅读担忧？
在旧的文化惯习中，“阅读”被赋予了一种明确的文化资本。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阅读”长期以来被视为或在潜在思想里被当作阶层跃迁的工具，是可以变现的投资。而AI的介入，正在动摇这种象征秩序。当AI可以一秒生成比你耗时一周的读书笔记更全面的摘要、更系统的框架、更深刻的分析时，阅读作为知识囤积的变现通道出现了拥堵之势。“是否还需要阅读”的恐慌不仅是对技术的恐慌，更是对投资失败的恐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才不愧是孔子，到底与俗儒不同。对于有志之士，“学而时习”有着本自天然的快乐。较之“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境界判然。至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比起“白首方悔”的恐吓意味，更是赤裸裸的诱惑。细思极恐的是，如此直白的话竟然出自帝王。然而，宋真宗赵恒作为北宋第三任皇帝绝算不得庸碌者，却不讲读书修身明道以附庸风雅。俗气的背后是崇文抑武策略的精准投放，是放下身段的帝王基于科举制统治的一套精密的政治计算。粗鄙却有效。文化的悲哀是“不亦说乎”终究敌不过财富、美色、俸禄。
当下对阅读合法性的质疑正是旧的功利主义阅读观阴魂不散。“我们是否还需要阅读”的提问隐含着物化阅读的危险。阅读是否是人的内在需求？倘若是，为何历朝历代的贤者都在劝人读书？劝学话语的泛滥是否意味着阅读本身反人性，才不得不依靠外在激励的介入？显然不是。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阅读需要调动大脑的语言、视觉、记忆、逻辑推理等多个区域，似乎与动物性的最小能量消耗原则相悖，但脑力劳动本身也可以释放多巴胺。它是一种延迟满足的滋养型奖赏，而非即时刺激的消耗型快感。阅读本身不反人性，反人性的是功利制度对阅读的扭曲。能够兑换功名利禄的阅读，被规定了阅读范围和阐释路径，必然无趣。人们却把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当做美谈，可需要靠肉体痛苦来维持的阅读的终点难免是诉诸感官欲望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而历朝历代，不被正统接纳的“看闲书”始终是令人享受的。
北京城市图书馆里读书的人。图源：北京日报
AI时代的阅读焦虑症，本质上是人们对阅读不能变现的不适应。这里的“变现”，指的是一切投入都必须可计量、可兑换、可展示的强迫性逻辑。在一种高度功利化的社会氛围里，当一件事无法被清晰地论证其用处时，焦虑便会滋生。AI工具不过是撕掉了功利主义内卷化阅读的“变现遮羞布”。它将阅读的投资属性的幻觉击碎了，也暴露了恐慌者或许从未享受阅读本身的事实。他们始终在为阅读可以兑换的奖赏而努力。
为变现而读书，是病，得治！AI时代，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工具化。需要警醒的是，阅读焦虑或许不是技术焦虑，而是功利焦虑，反映出了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当工具的窘境，以至于面对在阅读速度上比不过AI时会产生恐慌。人们害怕的未必是AI比人更会读书，而是自己失去了用阅读来证明自己有用的途径。
换个眼光来看，AI时代恰可以将阅读还给阅读。
当你真正沉浸在一本书中，你进入的是一种非交换性时间。它不生产商品，不积累人脉，不服务于外在的目标。你不必考虑将书本提炼出干货，或转化为饭局上的谈资、朋友圈的金句。你不妨去与另一个灵魂对话，与一种陌生的经验共振，与一种可能的自己相遇。阅读终于可以“无用”得理直气壮。
图源：视觉中国
让AI负责“变现”，阅读负责“变人”。如果阅读能光明正大地拒绝被变现，因阅读而悦读，关注人的内在成长，那么这种“无用”将是绩效社会最后的解毒剂。
当然，从媒体逻辑来说，“是否还需要阅读”的追问也是自导自演与自问自答。先渲染危机，再提供方案，最后完成一次廉价的情感消费。读者在“阅读危矣”的焦虑中点击，又在“阅读不可替代”的抚慰中划走手指。双方俨然配合默契地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升华，但当问题被设定为“AI时代是否还需要阅读”时，对阅读的审判已在进行，仿佛阅读的合法性需要被谁来赋予。
然而，阅读从来就不是一个需要被批准的客体。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默认设置。会有人问“AI时代是否还需要呼吸”吗？不会，因为呼吸是前提，不是选项。阅读在文明秩序中的位置，也应如此。
我们迫切需要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阅读文化。《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恰逢其时。将阅读列为公共服务的默认项，用财政拨款和法律责任为它筑基，在效率社会的缝隙中为非效率的全民阅读守护领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作者：宋声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更多热点速报、权威资讯、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
刚速查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